90年代初，亨廷顿挑起一场“文明冲突”的国际争论。那时国内学者深感世界文明研究和国际文化战略构建的紧迫性。我们基于文化基础建设和现实的需要，提出世界文明研究课题设想。当时，我找了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前副所长著名史学家陈启能，交谈中一拍即合；我又马不停蹄地找了当时任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所长、《哲学研究》主编陈筠泉，谈了几十分钟，他欣然支持这个动议；随后，我找了当时任中国社科院常务副院长的汝信，那时他正要主持一个会，我们就在会议室站着交谈了十几分钟。他马上支持并同意担任项目负责人。最后，陈启能起草立项报告，申请国家社科基金和院重点项目基金。
一般来说，重大项目确定，要经反复论证，没有一年半载的酝酿，根本不可能立项。而作为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的世界文明研究课题的立项，只花了几十分钟的讨论，十几分钟内就拍板定夺，这在重大项目的立项过程中是不多见的。当然，这种学术感觉或学术敏锐，不是一时冲动，而基于各位专家学者数十年的学术经验、学术感觉的积累。
世界文明研究原分8个专题：儒家文明、欧洲文明、伊斯兰文明、印度文明、日本文明、斯拉夫文明、拉丁美洲文明、非洲文明。后来我们根据实践，把欧洲文明分成西欧文明和美国文明，加上犹太文明、古代文明和加拿大文明。由8个文明增加为12个文明。每个文明为一部专著，约30万字左右。每个笔者从物质、精神和制度三个角度，纵横两个方面描述了多个文明的形成、生长及其发展趋势。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。后来，我们出于普及考虑，增设图集本的编纂，也分12个文明，每个文明图集有500幅图片，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。最后，香港三联要求我们以史话形式，描绘12个文明。这样，世界文明课题组承担36本书的撰写任务；文字本《世界文明大系》（12本），图集本《世界文明图库》（12本）和《世界文明史话丛书》（12本）。
上述三套丛书基本属于普及读物，我们准备在这个基础上着手组织8卷本的《世界文明通史》的撰写工作；并组织有关文明的专题性著作的撰写。我们还与电视台联系，筹划各个文明的专题片的拍摄……
一般说来，研究所是由学科而设的，学科细分，研究所随之分细，比如原先中国社科院只有一个经济研究所，后来衍生为十几个有关经济的研究所。研究人员研究的项目也比较狭细，比如名为英美文学研究专家一辈子只研究一位作家甚至一部作品，不免有雕虫小技之感。现代许多实践和理论问题，需要综合分析研究，许多课题需要打破学术界限，打破院校樊篱。我们深感现存的研究机构、研究思维需要有个突破。我们认为，设立课题组，以它为基本研究单位，聚集人才，利于学术发展，利于出人才出成果目标的实现。
我们这个课题组40几位专家学者来自中国社科院、上海社科院、华东师大、东北师大、南开大学等单位，他们分别从事文学、哲学、历史、宗教、政治等专业。
几年实践证明，这个课题组不仅出了成果，又锻炼了队伍。我们就在课题组的基础上，成立了中国社科院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，一支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史研究队伍已初见端倪。
这次，不少文明专著不仅在国内，即使在国外也是凤毛麟角的，如非洲文明，在西方人眼里似乎是太幻虚境；以色列人也许还没时间去梳理自己的犹太文明，甚至美国文明，以往也从属于欧洲文明，美国人岂有文明史可奢谈。一些文明在作者和读者面前都是一个新课题；何况，我们一些学者从前只从事文明某个侧面的研究。现在，我们学者不仅要广泛搜集第一手材料，还要提出自己观点或探索目标，比如我国非洲史专家周昌教授不仅要清晰地勾勒出一个非洲文明，而且要探讨它究竟对人类文明有何影响；著名女学者钱满素要探索的是，20世纪世界文明里美国文明如何以及为何起着一种举足轻重的影响；而对于我国儒家思想研究者马振铎等人来讲，全面且正确地描绘儒家文明本身就是一个新课题，何况他们还要试图探寻儒家文明的形成、发展和衰微的轨迹。
总之，世界文明生发的新课题是无穷止的，而我们的研究还刚刚起步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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